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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5名校,说白了都是本地人的大学|原创

时间:2020-07-08

不同的高考成绩,或许将意味着不同的人生。我们接受着这样残酷的设定,却没有想到,有时候同样的高考成绩,也会通往截然不同的未来。

前阵子,忙于离婚案的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,就抽空表达了对高考大省的关切,“在北京考上985那分数,到河南只能上大专”。

高考不公平的忿懑由来已久,很重要的矛盾点就是地域间的不公平。北京大学被戏称为北京人大学,复旦大学或又叫上海复旦大学,说的就是集中优势资源的大学,在名额分配的倾斜下,成为了本地人的大学。

中央部门所属高校要合理确定分省招生计划,严格控制属地招生计划比例,继续向中西部地区和考生大省倾斜。

但这样的号召并不是第一次见了。早在2008年,就有过近乎完全一致的“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计划应逐步回调至30%以内”的明确提议。然而这12年来,这个目标显然没有完成。

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,甚至还触发了各种由此而来的乱象。高考移民、省市间调配招生名额导致的冲突事件,频频发生。

确实,在“高校合并”、“省部共建”等背景下,高校地方化的问题成因复杂,非一日可解。

但事关高考,就必然事关重大,想让高考公平更进一步,就不能让大学一直成为“当地人的大学”。

2016年,腾讯新闻做过一次调查问卷,4.3万人回答了“你认为所在地区的高考公平吗”的问题。结果有75.4%的受访者认为高考“很不公平(57.4%)”和“不太公平(18.0%)”。

长期竞争国内Top3的浙江大学就显得对本省学子尤为照拂。2018年,浙大的招生计划为6410人,其中省内的计划招生人数达到了3100,占约48%。

这并不是孤例,上海财经大学在沪的招生比例一度高达39%(2008),复旦大学本地生比例曾达41.9%(2008),武汉大学在鄂招生比达44.3%(2007),中山大学在广招生比达46%(2015)。

简单来说,我国的高考并不完全是按考分的高低进行录取的,你能进入哪所高校不直接取决于你的考分,而是取决于你在所在省市的排名。

1949年之前,全国高等教育的考试并没有统一的标准,招生人数和入学要求全由各校根据自己的办学规模和要求决定。

我国统一的高考制度自1952年起正式建立。除个别院校外,全国高等学校须全部参加全国统一的招生考试。

到了1959年,为了能更好地协调不同地区间的招生平衡,发挥学校的自主性和积极性,部属院校在各省市的招生人数和调剂方式由学校、教育部和所在省市协商确定。

对于高校来说,当国家为之确定了招生规模后,学校可自行编制不同专业的招生人数,以及在各个省市的招生名额。

目前,我国的公办大学分成两类,包括部属院校和地方院校。地方院校传统上指隶属于省市,主要依靠地方财政的高校,因此主要面向所属地招生。

此次教育部文件中提及的部属院校,则是指隶属教育部、主要依靠中央财政支持的高校,它们理所当然,应向全国招生。

实际上,即使是部属高校,在省部共建之后,也会得到地方政府大量在资金、土地等资源上的支持。这些支持都是有附加条件的,那就是要求高校增加在当地的招生名额。

例如山东大学根据985工程的共建协议,在8年间获得省政府10亿元的投入。作为回应,山东省发改委和教育厅对山东大学提出了在本地招生比例超过60%的要求。

如今的浙江大学,是1998年时与原来的杭州大学、浙江医科大学、浙江农业大学四校合并而成的。这里的后三所学校都是浙江省属的大学。

浙大在合并之后,也自然囊括了这三所大学在本地的招生计划。那些本地的医学生名额,本来就是属于浙江医科大学的。

2019年,深圳富源学校与河北衡水中学的“联姻”触怒了不少人。这两所学校产生了这样的合作关系:衡水中学承诺在学生高二的时候免费办深圳当地户口,学生继续在衡水上学,只需要在考试的时候去深圳。

那些成绩中上,徘徊在河北清北录取线边缘的学生就会被选中,去广东冲刺清北。富源学校也会把招录的广东孩子送到衡水去念书,再回深圳高考。

这样的模式甚至还在拓展。到2016年,衡水中学的分校已经陆续开了11所,不仅在云南、四川有分校,甚至还开到了马来西亚。

根据福建省教育厅的核查,2017年和2018年,持外省号码居民身份证报名参加该省普通高考的人数达到14032人和15669人。

富源事件在家长间引起了巨大的担忧,尤其是从教育资源发达的高分地区向青海、内蒙等省市的移民,对目的生源地考生利益的侵害,不亚于“偷取他人的人生”。

“山东考生难,但还有山大和中国海洋;河南考生难,还有郑州大学;江苏考生难,还有南京大学。河北移民不是现在才有的,作为高考大省却没有一所985,唯一的211还在天津……”

没人能反驳这些事实,但“高考移民”同样不是积极的选择。不论是侵占沿海地区的高考名额,还是窃取边远省份的高考身份,都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构建新的矛盾。

2016年,国家出台了从12个省份中抽调16万招生名额用来支援中西部地区的计划。2017年,教育部规定直属高校要将不少于招生规模2%的名额,留给中西部和贫困地区。

这本是一种期待调和区域差异的尝试,但一方面的利益增加自然就导致了一方面的利益受损。

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,抽调的招生名额大多来自录取率本就不高的湖北和江苏。2016年,从这两省调出的生源总数分别高达4万个和3.8万个。说是引起了考生和家长的怨恨也并非夸张。

再看到原本一本率就超过20%的北京、上海、天津并没有交出抽调名额,就更令人无法接受了。

招生名额的争夺本就是一场零和博弈,目前中国招生计划的调拨机制有其历史成因和合理性,但突出的矛盾也让人再难忽视。

高考的结果是各种变量的集合,在这个人生唯一一次有可能公平的竞争中,不断提出质疑,不断寻求优化,本身就是“高考”这项国民运动的一部分。

针对高考的地域性特征,有人提出,对基础教育水平差异大的省份,以均分的方式计划招生名额是否不够科学?或者,人口基数相近,但是考生数量不一的省份,怎样分配才能令大家信服呢?

这种说法看似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高考公平,却忽略了一些前置性的差异。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,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本就不一样。

大家都听过这个段子,说4岁的孩子1500的英语词汇量在美国是绝对够了,但在海淀是远远不够的。如果京沪堪比四六级的英语卷,江浙地区的每年数一数二难度的数学题,成为全国统一标准,自然也是对其他区域的不公平。

所以在此基础上又有人提出,如果各地在统一试卷和评分标准的情况下,采取不同的录取分数线,是否能代表公平?

这种建议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,但这样做从表面上就产生了显然的不公。李国庆说的“同样的考分为什么他能上北大我只能上大专“或许还存在考题上的难易,而如果不同省市使用同样的试卷,却用不同的分数线,又怎么能让人信服呢?

到这里我们也能看出,目前全国部分省市保留自主命题权,其实也是对高考命题、录取公平问题的回避,没有了统一的标准,也就没有了比较的基础。

如此一来,任何弥合地区间差异的努力再难被衡量。不论是地方财政投入造成的倾斜,或是降低资源欠发达地区的录取标准,结果怎样,都难以被评说。

我们发现,在“分省定额”的标准下,招生名额的确定是教育部、高校属地政府、以及高校自身三方博弈的结果。

可是在这个利益均衡的过程中,与高考最直接关联的考生,却一直游走在被考量的范围之外。

“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计划应逐步回调至30%以内”不是一个新鲜的说法了,但如果这一次能更扎实地落实,或许依然能成为对高考公平痼疾的一次推动。